一、锚定新质生产力培育：以制度协同破解“创新－转化”堵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制度”，这是国家“十四五”期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支撑。从宏观经济管理视角看，当前我国区域创新面临“研发投入与产业转化脱节”的共性问题，而湖南探索的“顶层设计+基层探索”制度协同模式，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实践路径。笔者参与对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开展专项评估时发现，沈晓明书记调研中强调的“要让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产业、服务民生”，本质是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化为地方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湖南的创新联合体制度更注重“科技资源与区域产业基础的适配性”，这种差异化探索对中西部省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创新主体培育上，湖南建立“科技领军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的创新联合体制度，精准契合国家发改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宏观政策导向。《湖南省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明确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9%以上”目标，并非孤立的地方指标，而是对国家“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提升”要求的具体落实，其背后通过财政激励、税收减免等配套制度形成的“政策组合拳”，正是宏观经济管理中“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典型应用。如株洲北斗产业通过“首购首用”30%补贴政策，构建起“需求牵引创新”的制度闭环，这种“供给侧保障+需求侧拉动”的双轮驱动，使该产业2025年上半年核心增速达34.37%，显著高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在地方的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经验。

在成果转化机制上，湖南创新“研发在长沙、转化制造在市州”的跨区域协同制度，这一探索精准回应了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战略。从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看，传统“创新飞地”模式因缺乏利益联结机制导致转化效能不足，而湖南构建的“省级基金引导+地市载体承接+利益共享分配”制度，通过省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股权投资与地市产业园区的载体支撑，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沈晓明书记在娄底调研的工程机械再制造企业，正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其与长沙高校联合研发的技术在娄底实现产业化，带动2000余人就业。这种制度安排不仅破解了湖南“创新资源集中于省会、制造能力分布于市州”的结构性矛盾，更为国家“缩小区域创新差距”提供了可推广的地方方案。

二、聚焦民生保障升级：以制度细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全会提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稳预期、保民生”的核心制度支撑。从宏观经济管理视角看，民生制度的精准性直接影响居民消费信心与社会稳定，而湖南在医保、就业领域的制度创新，正是将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微观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这与沈晓明书记在郴州、益阳调研时强调的“民生工作要落细落小”，“民生政策需从‘普惠式’向‘精准式’转型”高度一致，类似医保精准保障的实践经验，结合国家医保局近期来湘调研的重点方向报送相关部委，为全国民生政策完善提供参考。

医保服务领域的“三级经办制度”，是民生政策精准化的典型案例。浏阳市将12项高频医保业务下沉至村一级，通过“智能终端+帮办代办”使办理时间从1.5小时缩至15分钟，这在宏观经济层面的价值在于：通过降低群众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了社保政策的覆盖面与获得感，而居民社保权益的稳定预期又能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当地针对脱贫户的“参保全额补贴+报销比例上浮”政策，则是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宏观政策的地方细化，这种“分类施策”的保障模式，既守住了社会底线，又避免了福利政策的“泛化低效”，符合宏观经济管理中“精准调控、成本可控”的原则。

就业保障领域的“一企一策”帮扶制度，精准契合国家“就业优先政策要提质加力”的宏观导向。从宏观经济管理看，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湖南通过人社部门“用工需求清单+技能培训清单”的精准对接，破解了“招工难”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这与国家发改委强调的“强化就业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思路完全一致。

沈晓明书记在衡阳工业园区关注的民营企业，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实现了用工稳定，而《湖南省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70万人”目标，不仅是地方就业指标，更是对国家“稳就业”宏观任务的有力承接。笔者就此与有关专家及课题组测算，湖南这种“精准匹配”的就业服务制度，可使就业政策的实施效能提升40%以上，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人力支撑。

三、深化改革开放攻坚：以制度突破优化“发展生态”

全会强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是新时代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命题，也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其探索的“以制度突破打通内外循环”的发展路径，精准呼应了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笔者在参与有关课题研究时发现，沈晓明书记在岳阳港调研时提出的“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立足湖南“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将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两大战略有机结合，这种地方实践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正是宏观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所在。

在营商环境优化上，湖南建立的“涉企执法扫码留痕”制度，是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宏观政策的地方创新。从宏观经济管理视角看，营商环境是“软实力”更是“生产力”，湖南通过“阳光执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国家发改委推动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求高度契合。在长沙经开区，该制度实施后，企业投诉响应时间缩短62%，2025年上半年涉企违规收费投诉量同比下降38%，政务服务满意度达98.2%，印证了制度创新对营商环境的提升效应。省级“金芙蓉”产业基金采用的“1+5+N”架构，通过“股权投资+债权融资”组合模式服务中小微企业，这是国家“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宏观政策的地方实践，据湖南省财政厅数据，该基金已批复22只子基金、目标规模340亿元，其“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有效弥补了市场失灵，为国家优化产业基金管理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开放合作领域，湖南创新的“湘赣边区域协同”制度，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其价值在于为跨省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共建、利益共享”的操作范式。相关机构的调研显示，2025年1—8月湘赣边10县（市）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32%，这种“红色文旅引领+产业分工协作”的模式，打破了行政壁垒，实现了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与国家发改委推动的“跨省域产业协同发展”导向完全一致。岳阳港通过“铁水联运+通关一体化”制度创新，2025年前10月集装箱吞吐量达120万标箱，这一突破不仅提升了湖南的物流效率，更使岳阳港成为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衔接的重要枢纽，为国家“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经验。

结语：以制度创新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沈晓明书记的密集调研，既是对湖南践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地检验”，更是地方实践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的“方向指引”。作为长期从事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的学者，笔者深刻认识到：湖南的实践充分印证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制度驱动的发展”这一宏观论断。以创新协同制度激活新质生产力、以民生保障制度筑牢发展根基、以改革开放制度拓展发展空间，这三大制度创新方向构成的“制度三角”，不仅是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更为国家宏观政策在区域层面的落地提供了“精准对接、有效转化”的实践路径——这也是笔者在参与国家发改委相关课题中重点提炼的“湖南价值”。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湖南需进一步深化制度创新，在三个维度与国家战略精准对接：一是推动创新联合体制度向“产学研用金”全链条延伸，建议对接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专项政策”，争取在湘设立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二是构建民生制度的动态调整机制，依托国家“全民社保大数据平台”，实现保障资源的精准匹配；三是打造“湘粤港澳”“湘赣边”区域协同的制度标准体系，主动融入国家“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唯有将四中全会精神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转化为更多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成果，才能让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效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坚实的“湖湘力量”，也为国家宏观政策的完善提供更丰富的地方实践支撑。

（本文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专家委员会专家、研究员，湖南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智库联盟&湖南智库协同中心主任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