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城市是现代文明演进的最急剧、最敏感的场所,城市诗歌的兴起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在城市化背景下,诗人或眷恋城市生活趣味,或以批评的眼光审视城市生活态度,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描写城市中的各种事物,使诗歌呈现全新气象,为城市增添更多诗意。

关于“城市诗”,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义。燎原认为,城市诗是城市日常生存中内在的心理体认,是诗人在与城市生态的相互容纳中一种城市化了的情感立场、艺术方式和审美趣味。缪克构的定义是,城市诗指人在城市生态中的精神活动所化作的诗行。而依照笔者理解,城市诗是用现代城市意识,形象表达城市人文关怀,集中反映城市生活的诗行。

传统上,人们按照题材把诗歌分为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哲理诗、咏物诗、咏怀诗、咏史诗等,没有明确提出城市诗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没有城市诗。实际上,城市诗很早就已产生,可以说有了“城市”,也就开始出现了“城市诗”,尽管在古代“城市”的内涵外延与今天不尽相同。例如,古希腊史诗就是典型的城市史诗,而我国整个《诗经》文本形成的社会背景就是新兴的都邑世界。荷马史诗里的核心地域是城堡或城邦。城堡的外围有一片原野或乡村地区,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城邦,城邦人民包括城镇、郊区和乡村的居民。在古代,某些王者或统治者占有一个以上的城镇,而以王者居住的城堡为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从某种意义说,古代的战争就是一场城市的争夺战,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对特洛伊城的争夺。荷马史诗就是以这样一个基本的城邦政治实体为对象书写的。

在我国的研究者看来,《诗经》中虽然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大型史诗,却有小型史诗或微型史诗。马克思曾根据希腊史诗的各种类型归纳出形成史诗的三个基本要素:歌谣、传说和神话。按照此观点,《诗经》则具有史诗的一般特征。例如,史诗一般产生于城邦文明建立之初,具有鲜明生动的神话形象和富于历史性的含义的故事情节,包含丰富的传说和神话,具有歌谣的动人情致等。商、周史诗都出于王室的巫、史、乐官之手,都是用于祭祀朝会的配乐、配舞的乐歌。

《诗经》中的《玄鸟》《长发》《殷武》是被多数学者认同的商代史诗。这三首祭歌不仅追述了先公先王的开创历史、武功赫赫的业绩,同时歌颂了祖先安邦立国、泽及九有、兴发祯祥的德行。诗句以满怀感激之情诉说着安居之乐的美好。周代诗歌的史诗因素更显突出,其中以《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最具有典型性。《公刘》是一首颂歌意味浓厚的史诗。公刘从容勘察地形,营国经野,表明周人进入了分国分野(城乡划分)的时期。从公刘开始,周室五迁,每迁必新作城邑。公刘建“京师”,开始了周人的城市营造史,这同时也是建国的过程,筑城、建国、安邦乃是为历史奠基的同一件大事的不同方面。诗人将这一历史过程具体入微地描写出来了。(杨宏声:《中国早期都市传统中的诗歌》)《绵》则记载了古亶公父率周人迁徙定居的故事,可以看作一首城市创建之歌。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诗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西方诗人最先敏锐地感觉到城市带给人的心理变化,贝特朗、波德莱尔开启城市诗风之先,法国的兰波、比利时的凡尔哈仑、美国以桑德堡为首的芝加哥诗派,将城市诗歌的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中国,自从新诗诞生,诗人的目光便没有离开过城市。如郭沫若、艾青,特别是唐祈、袁可嘉、杭约赫、杜运燮、陈敬容等“九叶”诗人,更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城市为主要书写内容,写出了旧中国城市的污秽,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都市里感受到的痛苦和内心的荒凉,如《时间与旗》《上海》《复活的土地》《追物价的人》《冬日黄昏桥上》等。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产物。城市化视野所观照的不仅是城市,同时也包括农村。“城,所以盛民也。”一座优秀的城市,总是延续着一方人群的经典故事,引领着一种时代的生活方式,彰显着一幅优宜的生活图景,弥漫着一股神奇的文化馨香。在这种意义上,城市既是产业的集聚地,也是社会、文化不断发生变化的熔炉。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特色缺失等“城市病”也不断蔓延爆发,人们不得不思考,未来我们将如何在城市“诗意地栖居”。这不仅适应全球发展的变革趋势,更呼应了我国当前“城市病”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城市化需要诗意观照的时代课题,以及对追求理想城市建设、探索诗意城市生活的重要使命。“城市里没有兰舟,城市里没有诗词。”“城市是一堵涂抹着苍白和忙碌的墙壁。”城市化毫无疑问会影响诗人对主题的选择,威廉·布莱克是这样,梭罗是这样,我国的城市诗人也不例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任何人都无从逃逸。但越是这样,诗人越要有担当精神,积极审视城市的现实存在,从人文关怀上去体认,从城市意识里去探索,让诗歌为城市发展吹响号角。

城市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文明演进最明显、最敏感的地方,也是现代人的情感意识与心灵世界展示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吴思敬:《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城市是一个不断生长壮大的有机体,好的城市形态就像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更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进化过程。如何将诗性贯穿到城市生长的全过程,让城市更优雅地生长,这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加拿大城市研究学家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是由无数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也表现出无穷的多样化。”“这种多样性的内容可大相迥异,但是它们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形式相互补充。”(《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城市人的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通过物化的手段凝结到城市的布局、建筑与环境之中,更是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比如在中国,不仅涌现了大量城市诗作,如陈元喜的《诗上海》、曾晓华的《城市里的斑马》、蔡骞的《走过城市》等,更是出现了“打工诗歌”这样独特的诗歌创作现象,成为当代文学的一种积极探索。因此,诗人只有深入理解城市内部那些与生俱来的运行机理,才能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去介入这种都市关怀,给城市带来更好的养分和色彩,让这个城市在必要的约束下自发而蓬勃地生长。在“和城市结伴而行”的发展过程中,诗人如何自觉地将城市意识渗透到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城市的生长状态,并营造出城市的诗意空间,这是城市给诗人的机会,更是诗人的一个使命。

值得深思的是,在当下城市高耸的大楼、宽阔的街道、熙攘的人群、缤纷的霓虹之外,深藏于日常生活琐屑表面下的诸如生与死等人类终极关怀则更加值得诗人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停留于对所谓城市诗、乡村诗的简单机械划分。无论城市诗还是乡村诗,都应立足社会,以时代为背景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